在绿色产业链和绿色供应链等具体发展方式的基础上应衍生发展更加高端的绿色价值链。
1909—1910年，当美国商人麦边将其面值每股100荷兰盾（当时约合60两白银）的兰格志股票哄抬到每股1000两白银天价向上海民众出售时，其炒作题材是因世界生胶价格猛涨而利润丰厚的南洋橡胶种植园。倘若我们不能清醒认识并及时防范，重蹈上述西方贷款人覆辙并不是不可能的。
在东道国方面，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异军突起的中国投资已经在很多国家成为政府、企业争抢的香饽饽，这固然是好事，但我们不可忽视某些贸易伙伴政府的投资和经济发展计划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狂热程度： 有的贸易伙伴政府曾制定规模极为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设计投资规模相当于其GDP的250倍之多，且将投资资金来源全部寄望于中国投资。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一个微小的扰动就有可能彻底扭转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使得整个东道国市场转瞬之间便从原本较好的稳定均衡崩塌到较差的均衡，货币贬值，资本外逃，资产价格暴跌，……跨境传染的连锁反应也由此触发。考虑到储备资产基本上属于低风险资产，本文将剔除储备资产后的海外资产视为潜在海外风险资产，以剔除储备资产后的海外资产对GDP比例衡量潜在跨境金融风险程度。[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7年4月号）》，第177页。社会凝聚力虚弱、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宗教认同高于国家认同、教派认同高于共同宗教认同，这是阿拉伯国家和几乎所有穆斯林国家千百年来的社会痼疾，导致这些国家社会、军事关系紧张，社会动荡乃至战乱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作为微观市场主体，资本输出国企业与放贷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同样会造成潜在跨境金融风险。二、潜在跨境金融风险的宏观层次 根据历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数据整理计算，从2004年末到2016年末，中国海外资产从9291亿美元上升至64666亿美元，国际投资净头寸从2764亿美元上升至18005亿美元，剔除储备资产后的海外资产从3105亿美元上升至33688亿美元。第三，应修订相关法规。
回到人民币可兑换角度问题上看，从建立开放型经济的角度来审视，如果人民币不可兑换，就很难符合建立开放型经济的定义。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汇率改革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好在人民币汇率若干年来曾呈升值趋势，因此有降低通货膨胀的作用。与瑞士类似，日本也对日元汇率进行了干预。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中，中央有关重要文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过一些概括和解释。
同时，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增加其自主权，目的也是要调动其积极性。总之，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有一些具体的事项需要稳步向前推进。
另一篇则提出在特殊情况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可以对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动加以管制。也因为此，一些国家的资本项目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普遍意义上的自由可兑换，但却对外宣布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这次危机爆发也使人们认识到，过去我们所关注的一些问题需要重新予以回顾和思考。这种观点认为，一旦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就意味着：第一，人民币汇率就应是完全自由浮动的，不附加任何干预。
IMF的列表中，金融工具主要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基金、衍生产品、信贷等六类，其中前五项按照居民和非居民、金融工具的买卖和发行四个属性划分，4乘以5等于20，信贷又分为商业信贷、金融信贷、担保保证和备用融资便利三小类，每类又按居民和非居民划分，这些主要项目就至少占了26项。对中国今后的监测而言，既要做到便利化，相关监测不给正常经济活动造成太多麻烦，同时又要能掌握资金流入流出和兑换的信息，以便出现问题能及时处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对传统集中型计划经济的弊端在认识上已比较一致，改革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下放权力，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第二是反洗钱监管明显强化。
反过来说，虽然人民币资本项目还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但是人民币跨境使用仍得到了一定发展，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接受程度比较高。美国9•11事件以来的三个变化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6近期需要推动的具体事项 总体看，现在所说的逐步虽然用词上没有改变，但实际已到了要更加具体地制定计划和采取改革步骤并果断加以推动、实施的阶段。人民币跨境使用及其拓展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
通过精心筹划，完全可以把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各项工作做好，完成十八大提出的这项任务。还容易导致在利弊比较时，把完全放开国内金融市场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和成本计算在内，从而会加大争议，不利于工作的开展。IMF在2010年推出了两篇影响比较大的工作论文：一篇是建议调高通货膨胀目标，比如从之前2%的调为4%，旨在增加宏观政策在应对危机时的空间。因此，如果不愿意改革价格机制，资源配置必然是扭曲的。随后在1994年实施的汇改中，实现了汇率制度并轨，开始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宣布实行除三资企业之外的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在讨论中，很多人把上述几个概念混为一谈，一提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或可自由兑换问题，就把自由的概念过度延伸到其他几个概念上，认为这几个方面是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关联在一起的，因此在人民币汇率没有实现完全浮动、资本流动还有管制、金融市场没有全面放开、本币没有成为国际货币前，就无法真正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又带来了新的争议。IMF观点的转变实际上支持了巴西等国对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征收托宾税的做法，意味着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衡量方面，对限制新兴经济体管制短期资本流动的要求出现了放松。
然而，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工作比较复杂，也涉及各种改革的配套关系，对此一直有争议。但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在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人民币能否在国际上真正被广泛接受？从基本理论和国际经验看，在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人民币跨境使用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在国际上被接受的程度也不可能很高。
此外，我们还要继续巩固反洗钱、反恐融资的相关政策措施，关注利用避税天堂进行避税的跨境交易。对照IMF资本项目可兑换七大类、四十项的内容看，我国距离可兑换目标并不很遥远。
总之，通过上述措施，应该说可以大大减少过去一些关于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担心和疑虑，有助于得出利弊比较的结论。亚洲金融风波中马来西亚对资本流动采取了临时性的管理，事后又再度放宽。否则，如果监测跟不上的话，可能很难会发现哪个地方、哪个环节有洗钱等问题。但要认识到，按程序管理与加强监测是不同的，如果国际资本通过种种途径规避了管理流入或汇出了，这在管理层面是很难发现的。
首先要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除了前面提到IMF工作论文认为可保留对投机性短期资本流入的管制外，最近IMF总裁拉加德也表示，在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有必要对部分资本流动实行管理。
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都不是一概不管，不是必须允许跨境资本可以百分之百地自由流动，而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管理。中国作为大国，要建设开放型经济，无疑需要一个过程，实现人民币可兑换也需要一个过程，但最终看，要建成比较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人民币可兑换是应有之义。
当然，也要认识到，人民币跨境使用要取得更大发展，有必要逐步推进其资本项目可兑换。在改革之初，这一矛盾还不那么突出，在对价格机制没有进行大的改革的情况下，通过其他领域的改革可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外资急剧撤走对于新兴市场往往有明显冲击，所以我们要求外资撤离也要有序。亚洲金融风波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蔓延，此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没有再强调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才再一次提出，之后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指出要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这次危机中，传统的储备货币或国际货币币值不稳定，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也饱受争议。IMF的一项重要职责是监管汇率体制和国际资本流动，应该说最有权威给出货币可兑换的定义，但IMF没有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严格定义，甚至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规定。
其次，在几个关键的项目上，包括扩展股票市场国际连通、熊猫债和QDII2，需要建立相关制度，实现有管理的可兑换。人民币的对外价格就是汇率，因此人民币可兑换问题联系着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市场，需要通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市场实现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很多有管理的项下也不是不让兑换，而是要按照相关规定去办理。在这场关于开放型经济和封闭型经济的争论中，人们把传统的集中型计划经济自然地视为封闭型经济。
可见，即便是非常强调自由市场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在反洗钱、反恐融资和涉及避税天堂的跨境交易方面加强了资本流动管控，并不是百分之百自由地允许资本跨境流动。在此背景下，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进程有所放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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